托科技的福 一周休息五天的世界会不会来？

托科技的福 一周休息五天的世界会不会来？

文/李智勇(个人订阅号：zuomoshi)

五十年前的人们是不太能想象像现在这样每年休息大概三分之一时间的生活的，同样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每周休息五天的生活，但如果细致来想，在机器智能大发展的前提下，这其实是不错的选择，只是真要想到达这样一种看着非常美好的未来，其中的危险和代价恐怕是远超常人想象。

假如一个国家选择了电子管

现在我们都理所当然的知道晶体管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如果把时间回溯到60年代，那人们就会面临一个选择：究竟是选电子管方向还是晶体管方向。电子管并非全无优势，至少技术成熟，也能比较好的对抗核武器。

那假如说有两个比较独立的大国，在电子行业发展的某个关口，一个选择了电子管，一个选了晶体管，并且都坚定的走了下去，那在不掉头的情形下，20年后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一个国家很可能会因此而垮掉。垮掉的逻辑链条可能会像这样：电子管小型化到一定程度后，达到极限，而晶体管则按照摩尔定律的规律飞奔；接下来这种基础差异会渗透到所有与电子器件相关的行业，影响所有电子类产品的成本价格，最终导致国家平均效率拉开差距，在众多产品上失去优势(电视等)；再后来晶体管一边还可以发展出电脑和互联网，并在这两个新领域上占据先机，使竞争形态产生质的差异。

选择电子管的，也许会因为文化、军事的优势而仍然做为独立存在，但经济上的失败却是注定的，而这种失败则会反过来影响人心和社会结构，会产生动荡。

同晶体管类似，还有些其它东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种平均的生产效率，比如：能源、生产方式(德鲁克认为泰勒的生产方式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比技术本身还要大)。能产生这类影响的东西并不太多，但眼下确实至少有一个，这就是此前在文章里多次提到过的机器智能。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新的认知，也符合常识，但却容易被新发明的各种新词所掩盖。更接地气的比喻是你五个人干的活和别人一个人干的活产出一样，那你的收入当然只有只有后者的五分之一。而如果一个国家都这样，那这个国家会陷入困境。

被遗忘的常识

上面说的事情并非是凭空杜撰，美苏之间对抗时确实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苏联的解体究竟有多少是因为选择电子管这技术路线导致的效率劣势。

从这事情我们可以反省出许多东西，如果从组织的角度来反省，得到的也许是：一种独裁的体制更容易导致巨大的错误。毕竟在西方晶体管的流行并非是因为某种自顶向下的计划，而是主要由于企业的选择。在这样一种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苏联晶体管这选项竟然完全被压制掉了，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体制的力量。

但由此最应该被认识到的却不是关于体制，而是关于技术的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似乎是一种常识，但我们的发展过程里其实从来没有也不太需要把科技放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上。这种过去可能会导致常识处在被遗忘的状态，而这种遗忘则可能在未来导致比较大的错误。

如果大家看过欧盟做的全球各个公司研发投入排名，那会发现国内企业的投入还是偏低的。我记得2014年欧盟发的排名里国内企业里排名最高的是华为在第26位，其次是中国石油在第64位，第7的是上汽集团，全球排名157位。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外国公司的排名大致是这样：三星第2，微软第3，Intel第4，Google第9，思科第18，高通第25，苹果第35，而所有我们知道的车企大致都在五十名以前，其中菲亚特在第32位。其它企业因为性质差异不好直接比较，比如很难把中石油和微软作比较。这里面最容易做横向比较的其实是车企，上汽在500强里排第85，宝马第65，但研发排名则是宝马第13，上汽第157。

这类榜单只要研究，就会发现国内的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相对偏低是基本确定的。

没有系统研究很难精准的判断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状况，但可以进行一点粗略的猜测：

1.如果从过去找原因，那这也许是因为过去成功的模式暗示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不论是改开后的经商热还是这次的互联网大潮，技术都不是一种主要驱动因素。

在互联网前的时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比较有名的争论，企业到底是应该走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道路，最终从结果来看是贸工技的活了下来，历史基本站在了贸工技这一边，虽然大多公司根本不会从贸走到技。

到互联网时代人们开始认识到网络效应的威力，认识到入口的价值，网络效应可以对应到平台战略，关注入口则很容易看重产品。

成功企业的示范作用似乎在暗示技术上的投入并不值得。

2.如果向未来找原因，也许是因为很多企业并没有像说的那么有宏图大志。

技术只作用于未来，只有对所处行业未来有向往的人才会愿意在这个上做投入。从短期获利的角度看，技术投入其实是不划算的。我们可以经济循环可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由物到钱再到物；一类则是由钱到钱。前者是典型的各种产业，后者则是金融。而产业里也还有比较偏金融的一类，比如李嘉诚的各种运作下面，即使是实业也很像是服务于创造财富的工具。越偏后者离这种研发投入越远。

对此，很久以前大前研一讲过一段很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中国的企业其实适合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做深做透，而这似乎与中国的国民性不符。

如果有一天技术变的更加重要

近来看了几次外国人用确定的、不确定做一个轴，乐观的、悲观的做一个轴来划分四个象限，接下来把各个国家放在这个坐标系里，结果大家都会把中国放在确定而悲观这一象限里面。

这其实有点奇怪，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似乎也指日可待。同时对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这种经济占比占比趋小，但却极为关键的领域，企业来主导产业的升级其实是没有国家来主导这升级更有优势的。

问题可能就出在上面所说的那点上。

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被称作后互联网时代，不管是移动端还是PC端互联网可以迅速影响的地方基本上已经有了一种特定的格局，剩下的地方则与线下紧密关联，需要更长的渗透周期。下一波的浪潮也许会来，但还没人能完全确定它应该是什么？

问题是谁能说在下一波浪潮里技术权重不会变的比以往更加重要，而没有技术的企业不会成批死去？下拨浪潮里我们很可能会面临游戏规则的重置。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就好比物理学家研究了一辈子物理，突然宇宙常数变了，牛顿定律、相对论、量子力学变成完全错误的了。

如果在能源、基础材料、机器智能这类会影响基础生产效率的环节上被拉开差距，那有一天电子管与晶体管的故事就可能会重演。

如果重演了电子管的故事，世界会变的怎么样？

一边是生产力大爆发后每周休息五天，工作两天，可以悠闲生活的世界；一边则是苦苦追赶，内部动荡的世界。也许一周七天都可以因失业而休息，但这种休息的内在含义则显著不同。

小结

马克斯韦伯曾经用新教伦理来呼应资本主义，这看着很虚，但其实不是。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在面对上述的问题时就显得非常关键。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当初那种单纯的建设热情，失去了可以把大家整合在一起的超现实的东西，单纯的金钱更容易培养短期视角，而短期视角则正是上述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管怎样，这其实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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