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比尔盖茨在gatesnote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增资医疗的文章，提到了投资决策与目标设定，虽然慈善投资与风险投资是两条设定，但我想，也很值得在周末品读一下吧。
生活需要我们做选择。不管是在慈善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许多优秀的项目值得我们关注。但如果你试图投资所有项目，就会发现收获其实大打折扣。这就是梅琳达和我选择关注少数几个领域的原因。即便是重点领域，我们也会设定优先项目，对他们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
接下来的几个月，世界领导也会做出相似的选择。九月，他们将在纽约制定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将有助于确定接下来 15 年的全球发展议程。提议的目标包括健康、气候变化和海洋方面。目标一旦被采用，领导人将优先考虑这些方向，做出具体的资金和精力分配。
我们基金会强烈认为医疗目标为首要目标。
为什么？因为当涉及救助及改善生活方面，投资医疗拥有我见到过的最惊人的回报。
看看世界已经取得什么成就。从1990年，我们将5岁之前死亡人数降低一半（从约为 10% 降为 5%）。而我乐观的预测，到2030年，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再砍一半，这将使 6100 万儿童免受死亡：
由美国前财政部长Lawrence Summers和盖茨基金领导的团队对潜在影响力进行过研究。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报道指出，如果我们重点投资几个领域将大大减小富裕国家儿童和贫穷国家儿童的死亡率差距。这就是我想看到的——全球范围内实现医疗平等。
救助儿童只是医疗投资好处的一个方面。就像我今年初夏一篇文章写到：通过提高孕产妇健康水平，截至 2030 年，我们将可拯救 300 万母亲；通过肺结核防治项目，我们将可另外拯救 1000 万生命；通过艾滋病方案，我们将还可拯救 2100 万生命。
我们该怎么做来实现这些目标呢？
一方面我们需要瞄准好目标。在这方面，联合国2000 年关于千年发展目标就做得很好，设定了一系列宏伟的数字目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哪些国家落后，哪些国家正超速前进，这能帮我们更容易找到急需改变的地域。如果我们想完成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就需要用同样的方式完成今年的新目标。
另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考虑外国援助的动态变化。不管是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及贫穷国家，都应承担救助生命的责任，但这种责任从接下来的十年来看，应当会非常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意味他们将减少对外援助依赖，而更多地去解决本国人民医疗服务成本。
《柳叶刀》杂志计算了上文我提及的目标所需费用。它发现到2030年，重度贫穷国家和中度贫穷国家将需要投入3%的GDP在医疗方面，而现在这个数值仅仅不到 2%。当然，这么大规模提升不会一夜发生。虽然它是个巨大挑战，需要国家领导者拥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但我认为这还是有可能的。
该报告还发现，短期内，34 个最富裕国家，将大力投入研发新疫苗和其他生命拯救工具。理想情况下，他们会加倍医疗救助。但现实情况下，预算很紧，这件事很困难。然而提高医疗救助总目标数和增加高强度医疗项目份额能得到非常显著的效果。
为支持医疗援助，我们需要向各国领导者游说：这不仅能拯救生命，也能引导人们走上自给自足道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全球中产阶级（部分由更健康、更有效的劳动者带来的变化），他们很少需要外部援助。实际上，《柳叶刀》报道指出，随着时间发展，发展中国家将有能力支付医疗花销增长的75%。
这种转变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一些国家将很快变得很富有而不能再被列入救助目标。但这些国家仍有很多人极其贫穷，没有足够钱来填补自身差距。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越南都面临这种问题。所以相对于关注贫穷国家我们更应该更多关注穷人，不管是他们住哪。
在医疗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其收益将远远大于成本。据《柳叶刀》报道，重度贫穷国家收益会达到总投入的9倍，中度贫穷国家为20倍。
全球医疗是个美妙的投资，它应该是全球议程最优先考虑的事。弄清如何实行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我们需要做出许多艰难决定，但全球医疗这个决定不应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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