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连创业都“务实” 这里的泡沫不会大

广州连创业都“务实” 这里的泡沫不会大

时代周报记者 李兮言 发自广州

广州市白云区黄园路33号，国际单位创意园。一群“高大上”的建筑物里，仅存的几栋旧楼特别醒目。

C2栋是其中的一座。这是一座由上世纪80年代的工人宿舍改造而成的办公楼，依然残存那个年代的影子：望不到头的走廊，发旧发灰的白墙。

如今，它拥有一个最时髦的名字：创业孵化器。

2015年，“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助力全国创业氛围达至高潮。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权威数据显示，自2014年3月到2015年11月，全国新登记企业达713.05万户，日均新设企业数量为1.11万户，较2013年日均新设企业数量增长62.5%。岭南广州亦在创业高潮之列。广州市工商系统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市新登记企业110182户，同比增长25.57%，日均新设企业数量441户。

但广州的创业大潮之上，一直笼罩着传统的“务实”文化。

“广州一直有‘小政府、大市场’的特点。如果说深圳是激情创业，那么广州走的就是理性创业之路。这意味着，深圳的创业冲劲很足，而广州的成熟创业比例更高。”创客街董事长莫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务实”的城市文化同样表现在孵化器的扩增上。2014年兴起的广州孵化器浪潮，到了2015年下半年，“集体像熄火一样”，趋于冷静。创客街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赖志达则认为，这一场“孵化器泡沫”经过2015年的惨烈竞争，“到如今，广州真正的、活跃的私营孵化器，我认为不超过20家”。

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广州的低调、务实，在一定程度上令广州创客们规避了伤害。“在这么理性的地方，创业的泡沫不会太大。我们都开玩笑说，广州没有冬天。”广州市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符国章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公私孵化器，同一座楼里做邻居

C2栋2楼是杨川的办公室，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头衔是“广州青年创业就业孵化基地执行主任”。

广州青年创业就业孵化基地是由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市佰仟万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广州市至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等多个机构共同合建的孵化基地。杨川接手时，该基地已经成立了约两年，此前一直由广州市团委直接管理。2014年，“创业基地一定要市场化运营”的声音占了主流，年底，杨川正式成为基地的执行主任。

2015年3月，基地正式开始市场化运营，最初入驻的创业企业只有三家。旧楼新人，几许寥落。

2016年1月23日，当时代周报记者抵达这里时，今非昔比。

目前，该基地已有36家企业加入，几乎满座。约500平方米的空间内，几十张桌子拼接在一起，没有隔板，通气自由，以便不同团队随时交流。

36个团队在这栋楼里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圈。杨川的任务之一就是打通这些企业。“卖产品的在销售上遇到问题，就会去找同一基地里做市场销售的团队；同样，市场销售的团队需要招人时，就可以在内部找猎头公司。”

和很多国内私营的孵化基地不同，广州青年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头顶“公”字招牌，享受来自广州团市委的拨款补贴。36家创业团队均为免费入驻，每月只需分摊一部分水电网费用，“要交的钱很少”。

也许是因为降温，1月23日，出现在孵化基地的创业团队并不多，事实上，身为创客，也并不需要每天都来此报到。对他们而言，孵化基地的意义不仅是提供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提供创业所需的配套服务。杨川介绍说，广州青年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享有专门的“登记注册绿色通道”，创业团队一旦入驻，工商注册等必要手续只需要三天就可全部完成—更重要的是，孵化基地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投资融资渠道。

广州乃至全国的创业孵化器，在过去两年里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2015年年中，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内由政府认证的创业基地共170个，这一数字还未包含由社会企业单独设置的孵化基地。近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致辞时指出，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有各类众创空间2300多个，各类科技孵化器超过2500家，并还在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

这些创业孵化器，进驻条件不一，从免租到每月1000多元的格子间都有，除了公营的还有私营的。青年创业就业孵化基地的楼上邻居，就是私营的创业孵化器“创客街”。“创客街”的盈利模式与青年创业就业孵化基地相似，免费提供联合办公环境和服务，每月收取少量的水电杂费。2016年，创客街还将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增加数十个孵化基地。

孵化器盈利，“一级一级地推”

杨川算得上是广州最早一批做孵化器的人，本身就是个“资深创客”，名下拥有五家公司，所涉行业不同。

2012年，广州的大部分创业孵化器还属于政府引导建设，私人孵化器很少，而且几乎清一色都是尾端孵化器，杨川回忆，“尾端的孵化器肯定能赚钱。一个成熟的企业进来，我把它往资本市场上一推，非常容易赚钱，我当时考虑，做这一块可能竞争不过原来的这帮老革命，所以就想到了初创项目。我当时就认为，未来整个国家的政策，肯定会往这块倾斜。”

事实证明，杨川押对了宝。

2015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全国创业氛围走向高潮。2015年以来，广州市相继出台了4个有关创业方面的文件，从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创业基地孵化器建设、创业项目征集推介对接和创业服务出发，做好服务创业者和初创企业的相关工作。

实际上，早在2014年，市场已经超前对此作出反应，各类孵化器大幅猛增，广州创业氛围在2014年前后的变化，杨川认为“非常明显”。

2014年之前，杨川管理的几个初创孵化基地，每周都会为创业者举行培训和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吸引了珠三角各地的创业者，几乎场场爆满。一些住在外地的创业者甚至电话杨川，恳求将活动的常规时间推迟，“他们单程来广州就要几个小时，如果要参加活动的话，早上五六点就要出发”。

2014年下半年，场场爆满的景象一去不返。广州创业孵化器数量骤然激增，随之的创业活动、沙龙数量不断增加。“最高峰的时候，单单一个周末，全广州就有将近100场和创业相关的活动。”由于活动太多，每场活动的参与人数远不如前，杨川看不到活动再继续的价值，因此果断叫停。

“现在的创业孵化器太多了，很多孵化器都会开出很优惠的条件吸引创业者。很多创业者也因此会利用这个空当，跟孵化器提要求。比如说要我进来可以啊，但是我的这个项目你要帮着搞定天使投资，否则我就去找下一个孵化器。”杨川的情绪有些复杂。

目前广州创业孵化器的主要盈利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为创业团队找投资融资时收取“协助费用”，“约三个百分点”；另一种则是选取好的项目进行投资。“行内都知道，做孵化器本身一定亏本。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做？因为借助这一平台可以获利。”杨川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就做初创，需要把握住项目的入口，然后再把好的项目推荐给下一级。孵化器的整个链条分好几级，一级一级地推咯。”

要不要政府的钱？

2009年至今，广东省出台的促进青年创业就业的政策文件达数十份，实施主体却分散于23个部门和单位。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各部门缺乏有效的统筹联动运行机制，广东省创业青年对政策的知晓率和运用率低。

但这不包括2014年成立的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仅用一年时间，亿航就进入了美国商业杂志Fast Company中文版《快公司》的“2014年中国最佳创新50强企业”榜单。去年出台的“1+9”科技创新系列政策、帮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券政策”，都惠及了亿航。亿航的某位部门负责人此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市政府甚至以极为低廉的租金，将位于天河世界大观的写字楼划给他们作为办公用地。

就杨川所知，真正拿到政府补贴的初创企业，“真的不多”，这些初创企业，要么不符合政策，要么根本就没有对接上信息。“比如在基地里，随便找个初创团队跟他谈申请补贴，他根本不会理你。”对于这些初创的团队而言，申请政府补贴意味着繁冗的申请材料和过程，“他们可能要分配出人力和时间，却不一定换来好的结果。”

创业已经三年多的王楠杰，从来没有申请过政策补贴。相比那些仍在苗圃中的创业团队，王楠杰的SPONIA公司已经小有规模。对王楠杰来说，政策出台最大的作用，在于推动广州的创业氛围变好了。

2012年，王楠杰辞去媒体工作，转而自主创业。他长期关注体育市场，认为国内的体育市场有极大潜力，因而致力于相关体育软件的开发。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进入为创业者而设的孵化器。“这些基地的地址大多很偏，怎么吸引人才？”如今，王楠杰的公司设立在客村TIT创意园，租金为200元一平方米。公司租下整整三层约500平方米，但出租方只收取一层楼的租金。

王楠杰的创业团队，正属于杨川口中的“埋头苦干”型。这些团队大多不在意政策补贴及优惠。王楠杰认为，政策影响有限，“政府永远滞后于市场”，只有能够嗅到市场动向的企业，才能占得先机。“这几年广州的创业氛围变好，也在于各地的人才流动变得频繁了，北京、上海都有不少的技术人才来广州。”

高校创业风，“把压箱底的发明拿出来”

政策影响较大的另一个群体，是高校的科研团队。根据广州市团委青创中心提供给时代周报的数据，截至目前，广州共建26个青年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入孵企业837家，其中大学生团队193个，占比达23.1%。

高校里的初创项目是最多的，从2012年起，杨川开始频繁走访各大高校。就他的观察，2015年以来，广州市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创业的政策推动，在高校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前我们接触过一些高校，他们的很多科研成果是压着没有拿出来用，研发完了就丢了，没人去把这些产品投入市场。最大的变化发生在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很多高校把压箱底的发明拿出来了，想创业的学生可以跟他们的教授一起继续做原来的科研成果。”杨川在华南农业大学考察时发现，2015年下半年，华农成立的校内孵化基地，将原来分散在学校各个部门的科研团队拉到了一起，形成了规模效应。

与南方其他城市相比，广州创业的一大优势在于高校数量众多。广州高校下属的科研机构和研发的科技成果，占全省的70%。广州市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符国章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广州各大高校现在几乎都有自己的创业孵化基地，原先的校内就业指导中心也相应增加了许多支持创业的工作职能，但杨川“无情”地指出了学生创业的短板。“我多年的经验下来，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去创业，成功率要比学生高一些。”

实际上，广东省应届毕业生的创业热情和创业率已经形成了巨大反差。根据广东团省委发布的《广东青年创业就业蓝皮书2015》显示，约有五成本科生有创业意愿，但是最后真正自主创业的比例不足1%，明显低于全国2%的平均水平

杨川到高校推广创业活动时，常有学生拿着商业计划书请他指导。“我会先问他们，你是真的想创业，还是想参加创业比赛？如果是比赛，那么计划就要很完备；如果是创业，计划就需落地，要更轻盈。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

　　广深对比，APP研发进入衰退期

根据青创中心提供给时代周报的数据，截至目前，团市委共建的26个广州青年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共有入孵企业837家，其中互联网项目204个，电子商务179个，这两块占比最大，分别为24.4%、21.4%。此外，高新科技项目150个(占比17.9%)，文化创意项目143个(17.1%)，移动互联网项目77个(占比9.2%)。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广州创业的整体格局。广州青年创业大赛导师谢小平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即表示，广州的创业项目与传统制造业结合得不够，基本上扎堆在移动互联平台。

目前，杨川平均每月能收到1000多份创业项目书，其中大多数是要求进入孵化基地的创业公司。杨川挑选的时候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未来的第三方服务，第二是创新创意产品。以黄园路的孵化基地为例子，高科技的项目差不多占了20%，有产品的差不多接近40%，剩下就是服务类。“现在整个市场属于产品饱和，因此对产品的创意要求将越来越高。另外一个热点则是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落后，未来这一块一定会加大力度去做。”但杨川同时强调，如果在深圳做孵化基地，他会调整这一比例，“我会把第三方服务换成高精尖科技项目”。

相比广州由团市委联合科创委与人社局负责创新创业，深圳则由各区科创部门负责落地实施，更重区域差异。此前就有媒体报道，深圳依据各区自身产业优势，在创客的发展布局上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南山区汇集了深圳全市8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因此全市60%以上的高端创新载体都在此区聚集；旅游业则是盐田区的支柱产业，盐田区重点依托东部华侨城创意集市打造旅游创意设计产品平台。

创业团队在初具规模之后便整体转移到深圳的“出走故事”，杨川亲遇过。究其原因，除了创业氛围的原因外，深圳一直走在全国的创业趋势前端。杨川认为，未来的孵化器将向小型的众创空间发展，深圳虽然在孵化器的整体数量上不如广州，却存在大量的众创空间。此外，深圳在智能硬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根据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和36氪等联合发布的中国创新创业指数，截至2015年12月27日数据，深圳硬件类公司占深圳地区创新创业企业总数的比例为8.9%，占全国硬件公司的比例为17.4%，在所有城市中比例最高。

杨川认为，前两年，创业圈的风向一直朝着APP等智能软件，如今，风向变了。

在黄园路的青年创业就业孵化基地里，没有一个团队是做APP的。“2015年上半年，我们刚开始运作的时候，我收到过很多团队关于开发APP的商业计划书，但都被我挡在了门外。”这源自杨川自己对行业的分析，“未来是智能硬件的发展爆发期，APP已经在走下坡路，它的未来比较迷茫。”“互联网的技术可以说是大众技术，而智能硬件的技术门槛却很高，做起来难度要大很多。”创客街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嵘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承。

(感谢广州市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提供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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